苏轼被贬黄州的心境变化1000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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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贬谪黄州后的心境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:从元丰三年正月到今年二月抵达黄州，苏轼的心一直在颤抖，他觉得自己的余生是幸运的。第二阶段:岁月的洗礼和打磨，让他逐渐变得内心安静。第三阶段:此时苏轼逐渐适应了贬谪生活，精神在耕田等日常活动中得到升华，从而保持了豁达乐观的心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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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祐二年(1057)，苏轼进士。宋神宗曾在凤翔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和湖州工作。元丰三年(1080)，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应永副使。宋哲宗即位后，历任翰林学士、读书学士、礼部尚书等职，在杭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皆知。晚年因新党执政，被贬至惠州、儋州。宋徽宗获大赦，返回北方，途中死于常州。宋高宗追授太师；宋孝宗追求“文忠”。

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学领袖，在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文字纵横；诗歌题材广泛，清新健康，运用夸张的比喻，风格独特。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词是豪放派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，也称“苏辛”；散文写作丰富奔放，与欧阳修并称“瓯塑”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轼的好书，《宋四家》之一；擅长文人画，尤以墨竹、奇石、枯木见长。李志敏评价说:“苏轼是个全才。”

苏轼贬谪黄州后心境的变化

苏轼贬谪黄州的心境变化分为三个阶段:

1.惊魂未定。

灾难过后，回到黄州的苏轼仍心有余悸。他在《黄州安库吉的故事》中说:“明年二月起抵黄州，有一间粗陋的房子，一点衣食，一扇紧闭的门，一个灵魂。”四年后，他上书宗申皇帝的《谢亮迁汝州表》，回忆说:“我只觉得自己可怜，命放在江湖上；惊魂未定，我在梦游。”

苏轼知道自己虽然远离京城，但仍处于监视之下，处境十分危险，所以对一切都小心翼翼。他白天不敢出门，晚上才一个人出去玩；他不敢多说话。有时候他喝醉了说胡话，但是醒了就后悔了。他害怕被束缚，甚至害怕与人交往。

2.孤独

苏轼是一个喜欢交友和写作的人。初到黄州，他不敢做这些事，他感到孤独。而“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亲友的字”(答李端叔叔的信)又让他觉得凄凉，觉得“黄州真是井底之蛙”(与王元的书)。

3.怀疑和困惑

乌台诗案的致命打击，让苏轼对人生产生怀疑，对世界产生迷茫。一方面，他的理想破灭，一时间失去了方向和目标。他感到生活的幻觉空，仿佛在梦中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是一个自我放纵的人，所以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就像一条蛇，时刻缠绕着、咬着他的灵魂。

一、幻灭感，感觉人生如梦。

被贬黄州对苏轼打击很大。对于一直想“一旦成功就去东海助其得病，入西州”的苏轼来说，他的梦想无疑被现实击碎了。

被贬黄州的苏轼，觉得人生虚无缥缈，变幻莫测。一切仿佛都归于“空”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一觉醒来，一切都是“虚无”，可谓“幻灭，人生如梦”。

第二，主动寻求，然后知道自己乐在其中。

“积极求索”时期，佛学和佛学成为苏轼心态变化的主要哲学基础，对苏轼产生了复杂的影响。一方面，他把生与死、对与错、尊严、荣辱、得失视为不可区分的东西，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；另一方面有助于他更明智地观察问题，坚持对生活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。

苏轼最初被贬谪到黄州，他很感激宗申幸免于死。但他受的委屈更多，政治抱负难以实现。初到黄州时，他写下了“感谢黄州的守望”，表现了他复杂的心情。

虽然深受打击，但他并没有盲目沉沦。黄州的生活是悲惨、孤独和单调的。正是在黄州，他的心境更加豁达，心智更加成熟，文学创作达到顶峰。

第三，回头看，我会知道我一生的成就。

茫茫宇宙，漫长岁月，人生苦短。苏轼认识到这一点后，从个体的刑事拘留中寻求解放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放在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中。他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哲学融入到文学创作中。

苏轼超越现实，坚持现实的人生态度，不避世不避人的原则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豁达洒脱的人格。苏轼在黄州的逗留，虽然没有京城的高官厚禄，却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和生活中，感受到了人生的另一种乐趣。黄州塑造了一个可爱可敬的苏东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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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9年3月，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。传统上，当时的官员需要在人事调动后向皇帝表示感谢。苏轼没有多想。他写了一封“湖州谢上表”的信，呈献给皇帝。他除了谢恩，还对这次调动发了一些牢骚，然后就放心去湖州做官了。

然而，苏轼没想到的是，这封信中的两句话“湖州谢尚标”“陛下自知愚不及时，难随新进；看他年纪大了还闹，还是养王吧。”被御史何抓住了陈正。

当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和推行新政的阶段，“新进步”、“麻烦”这两个词正是人们用来讽刺和贬低新法的词汇。他陈正看到了这两句话，首先指责苏轼在宋神宗面前诋毁新法。

后来，丁力、徐庶等人发现了一部出版的苏轼诗集，并在其中找到了所谓“新诽谤罪法”的更多证据。

当时，宋神宗想实施新法，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他心情不好。他听了审查人员的话，觉得苏轼是变法阻力的主要来源，于是下令派人到湖州把苏轼接回北京。

8月18日，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，20日正式提审。由于本案是由谥号乌台的俞士泰提出并审理的，而出示的证据是苏轼的诗集，因此本案在历史上也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之后，宗申下令对苏轼从宽处理。苏轼终于死里逃生，被贬为黄州应永的助理公使，轰动一时的“乌台诗案”就此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