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与胡适区别(鲁迅与胡适区别在哪)

鲁迅与胡适区别在哪

在大陆应该是鲁迅吧，因为鲁迅他死的早。

在中国被推崇为中国的脊梁。但是在国际上应该是胡适影响最大，因为鲁迅一心救国救民而放弃了很多国际文化活动，所以外国人很少了解鲁迅。

《鲁迅与胡适》

胡适评论鲁迅：是个自由主义者，是我们的人。

五十年代初，当中国神化鲁迅、批判胡适时，胡适正在纽约流亡，他知道对他，对死去的鲁迅，发生了什么，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：“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，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，鲁迅是我们的人。”

这或许是一面之词，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，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，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，或怎样解释这句话，胡适说了这句话，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，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。

鲁迅与胡适区别在哪里

鲁迅与胡适的交往，从鲁迅的日记看，是始于1918年，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。1924年以前，他们从相识到友好，是朋友；1924年以后，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，又因了胡适的“高升”，他们日见疏远，关系日趋恶化。此后，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，在鲁迅生前，胡适则一律采取“老僧不见不闻”的态度，从不公开应战。

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二卷五期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之后，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，即：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；反对旧道德旧礼教，提倡科学与民主。此外，他们在文学、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，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。在反对旧文化，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，他们密切配合，互相呼应：或是胡适首先发难，鲁迅紧紧跟上，并作进一步的阐发；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，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。

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，是对《新青年》“双簧信”的不同看法。当时，《新青年》同人“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”（刘半农语），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，导演了一出“双簧戏”，激怒了封建卫道者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。胡适作为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之一，对“双簧信”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，但很不以为然，视之为“轻薄”之举，并以为“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”并不值得辩论。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，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，因为“矫枉不忌过正；只要能打倒敌人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。不过，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，也没有发生冲突，属于各说各的。

鲁迅和胡适之间，还有一个关于“整理国故”的不同见解。1923年在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的《发刊宣言》中，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“整理国故”的主张。胡适劝青年“踱进研究室”，“整理国故”。到了1925年，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，以进研究室“求学”为借口，反对学生运动。

1922年5月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。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，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。到了1931年底，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，鲁迅才旧事重提，予以挖苦。

鲁迅“骂”胡适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，而所谓“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”，这一直成为胡适“卖身投靠”的一条罪状。

此后，鲁迅在多篇文章中，以此为根据，臭骂了胡适，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。比如，1933年3月26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以“何家干”的笔名发表的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（此文乃瞿秋白所作，用鲁迅的笔名发表，后来鲁迅将其收入《伪自由书》）一文中说：“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。但是，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，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。”此外，在《花边文学》的《算帐》一文，《且介亭杂文》的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一文，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的《田军作＜八月的乡村＞序》一文，都提到了“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”的问题，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。

1933年3月15日，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《伪自由书）的《“光明所到……”》一文，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。

鲁迅逝世后，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。这些评论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，即便这样，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。

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如何

于公，两人观念有很大差异，经常论战。

于私，倒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，50年代之后，胡适曾说过他是最了解鲁迅的人； 还有一个八卦，鲁迅生前到胡家，他是唯一一个胡适会到大门口迎接、而胡适之子会替他拿大衣和围巾的人。在五四运动前后,胡适和鲁迅无论是白话文的推行,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,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.可是在政治上,他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潮流:胡适偏右,鲁迅偏左;一个崇尚美式的自由,一个相信俄共的社会主义.这点政治见解上的不同,终于使这两个曾经同开风气的人物,渐渐的由合作而分歧,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.

胡适和鲁迅的分歧

李敖什么话我不知道，但胡适对日美都是软的，都有明显混账的言论出来，这种小资产阶级摇摆的软骨头，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要不得的。

鲁迅和胡适恩怨

一，政治：污点不可原谅

二，创作：没有实际成绩

三，学术：开了个头，有的是坏头。

独秀和李大钊是早期共产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，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。胡适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，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“根本解决”；同时认为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，应“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，声明唬旦杠秆蕲飞搁时功江不谈政治”。并且在其主编的《每周评论上》发表了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稽之谈，于救国无用，所以多次批判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。